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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(1)选自《临川先生文集》(中华书局1959年版)。飞来峰:即浙江绍兴城外的宝林山。唐宋时其上有应天塔,俗称塔山。古代传说此山自琅琊郡东武县(今山东诸城)飞来,故名。 (2)千寻:极言塔高。古以八尺为一寻,形容高耸。 (3)不畏:反用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“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”句意。 (4)浮云:暗喻奸佞的小人。汉陆贾《新语》:“邪臣蔽贤,犹浮云之障白日也。”唐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:“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 (5)缘 :因为。 (6)眼:视线。 《登飞来峰》诗画
2、 (7)塔:铁塔。 (8)最高层:最高处。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决策层。 〔9〕鸡鸣见日升:鸡鸣时可以望见太阳升起。
3、译文
4、 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, 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。 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, 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,登高望远心胸宽广。 赏析 这首诗的第一句,诗人用“千寻”这一夸张的词语,借写峰上古塔之高,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。诗的第二句,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,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、胸怀改革大志、对前途充满信心,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。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,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。古人常有浮云蔽日、邪臣蔽贤的忧虑,而诗人却加上“不畏”二字。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,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。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,蕴含着深刻的哲理: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,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。 在写作手法上,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。峰在绍兴市区,而峰上更有应天塔,登塔可俯瞰全城,足见其高。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。承句写目极之辽远。承句用典,《玄中记》云:“桃都山有大树,曰桃都,枝相去三千里。上有天鸡,日初出照此木,天鸡即鸣,天下鸡皆随之。”以此验之,则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七字,不仅言其目极万里,亦且言其声闻遐迩,颇具气势。虽是铺垫之笔,亦不可等闲视之,实景语中的高唱。且作者用事,深具匠心。如典故中“日初出照此木,天鸡即鸣”,本是“先日出,后天鸡鸣”,但王安石不说“闻说日升听鸡鸣”,而说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,则是“先鸡鸣,后日升”。诗人用事,常有点化,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,或用事失误目之,恐意有另指。 转句“不畏”二字作峻语,气势夺人。”浮云遮望眼”,用典。据吴小如教授考证,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,如《新语·慎微篇》:“故邪臣之蔽贤,犹浮云之障日也。”王句即用此意。他还有一首《读史有感》的七律,颔联云:“当时黯暗犹承误,末俗纷纭更乱真。”欲成就大事业,最可怕者莫甚于“浮云遮目”、“末俗乱真”,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,恰败于此。诗人良苦用心,于此诗已见端倪。 结句用“身在最高层”拔高诗境,有高瞻远瞩的气概。转、结二句,绝妙情语,亦千古名句;作者点睛之笔,正在结语。若就情境说,语序应是“因为身在最高层,所以不畏浮云遮目”,但作者却倒过来,先说果,后说因;一因一果的倒置,说明诗眼的转换。这虽是作诗的常法,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。 这首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。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,只写了塔高,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,寄寓“站得高才能望得远”的哲理。这与王之涣诗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相似。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、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,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,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。 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与苏轼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一脉相承,表现技法极为相似,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,比喻“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,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,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,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。”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,比喻“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,是因为没有全面、客观、正确地观察事物,认识事物。”两者都极具哲理性,常被用着座右铭。 写作背景 《登飞来峰》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。皇佑二年(1050)夏,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,途经绍兴,写下此诗。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。此时年少气盛,抱负不凡,正好借登飞来峰抒发胸臆,寄托壮怀,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,实行新法的前奏。 诗词特色
5、体裁
6、 七言绝句 山是高耸的,塔是高耸的,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。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?不知道。诗人只告诉我们,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——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。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:站在塔上,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。请想想飞来峰那耸云天的气势吧! 诗词
7、 从全诗看,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”的胸襟境界,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能触发得出;但无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作铺垫,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。 只有登上“飞来山上千寻塔”,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;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,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、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。思绪条贯,勾连紧密;天衣无缝,一气呵成;前后关照,浑然一体。
8、编辑本段作者简介
9、 王安石(1021-1086),字介甫,晚号半山,小字獾郎,封荆国公,世人又称王荆公。宋临川人(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)。北宋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。父益,字损之,曾为临江军判官,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。安石少好读书,记忆力特强,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。1042年(庆历二年)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,先后任淮南判官、鄞县知县、舒州通判、常州知州、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。1067年(治平四年)神宗初即位,诏安石知江宁府,旋召为翰林学士。1069年(熙宁二年)提为参知政事,从熙宁三年起,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推行新法。熙宁九年罢相后,隐居,病死于江宁钟山,赠太傅,谥号“文”,又称王文公。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,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,被列宁誉为是“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”。 今存《王临川集》、《临川集拾遗》、《临川先生歌曲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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